康祖诒、梁卓如的学员麦梦华担负编辑,特邀梁

时间:2020-03-19 01:34来源:风俗习惯
1895年8月17日,康有为、梁启超等在北京创办了抄录各馆新闻的《中外纪闻》。创办该报的目的是开发风气,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新知识,宣传维新变法。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学生麦梦

1895年8月17日,康有为、梁启超等在北京创办了抄录各馆新闻的《中外纪闻》。创办该报的目的是开发风气,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新知识,宣传维新变法。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学生麦梦华担任编辑。内容分学校、军政各类,用木版刻印,隔日发行一册,每期十页,印一两千份,交京报房随宫门抄分送各官宅,不收报费。发行月余,每日送出两三千份,结果朝土日闻所不闻,渐知新法之益。

梁启超在没有获得朝廷重用后就想过返回上海继续办报,重新职掌思想界的牛耳,因而想到拿回《时务报》。但怎样才能拿回这份报纸,梁启超想到借助于“公权力”,试图借用朝廷的力量让汪康年屈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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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为梁启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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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赴任时务学堂

当是时,钱塘县令吴德潚计划在杭州西湖赁一屋,购书数千金,并聘请英、法教员各一人,邀请梁启超前往。吴德潚的邀请对“数月以来,益困人事”的梁启超很有吸引力,他决意离开时务报馆,隐居西湖静心读书。谭嗣同对梁启超西湖读书计划表示赞成,以为有助于缓解矛盾。

梁启超隐居读书计划并未成为现实。1897年8月,黄遵宪奉调湖南路过上海,与汪康年等人面谈,再次提出设立《时务报》董事会的建议,梁启超赞成黄的建议,并劝说汪赞成,寻求一致。而汪康年对黄的建议根本不予考虑,寸步不让,他说:“公度欲以其官稍大,捐钱稍多而挠我权利,我故抗之,度彼如我何?”(《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原委》)

黄、汪冲突严重影响了《时务报》前程,各方友人纷纷劝说汪康年不要一意孤行。汪大燮函劝汪康年重视黄遵宪的建议,“办事之人不必议事,奉行而已;议事之人不必办事,运筹而已。此至当不易之论。”(汪大燮致汪康年函第83)张元济函劝汪康年,根据他的了解,黄遵宪对汪康年“并无贬词”(张元济致汪康年第10),这个建议是对事不对人,是个值得重视的建议。汪康年也是一个明事理的人,经各方劝说,他终于接受建议,成立了董事会。

汪康年接受了黄遵宪的建议,但交涉中的不愉快肯定影响了黄遵宪的心情,当他得知湖南将要创办时务学堂时,迅即向湖南巡抚陈宝箴、学政江标建议聘请梁启超出任学堂中文总教习,无论如何,这个建议对《时务报》都不是一个好消息。

梁启超大约也有点厌倦与汪康年每天面对面了,当他得知湖南方面的方案后,没有丝毫犹豫。至于汪康年,似乎处在矛盾中。一方面他内心深处或许期望梁启超和平离开《时务报》而又不太伤害彼此友情;另一方面又担心离开了梁启超,《时务报》言论受损。他不愿接受黄遵宪让梁启超在湖南“遥领”主笔的建议,不同意梁启超离开《时务报》。

汪康年的拒绝使湖南方面极不高兴,熊希龄让谭嗣同亲往上海向汪康年“哀吁”,如果汪康年执意不肯放行,那么他们将不惜与汪冲突而“豪夺以去”。谭嗣同劝汪不如“自劝”梁启超往湖南任职,“则尚不失自主之权,而湘人亦铭感公之大德矣。”(谭嗣同致汪康年第21)

对谭嗣同的要求,汪康年解释称,他之所以不愿放梁启超去湖南完全是出于对《时务报》发展考虑,决没有其他想法。汪康年向谭嗣同述说了自己的苦闷,获得了谭嗣同的同情,谭嗣同反过来支持汪康年,“毅然决然不允所请。”(谭嗣同致汪康年第22)

汪康年的想法当然只是一厢情愿,因为梁启超本人并不接受这个方案。1897年11月中旬,梁启超离开上海前往湖南,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。

同仁刊物变为私有产业

在长沙,梁启超并不愿意辞去《时务报》主笔,但他确实又忙于应酬,忙于教学,没有时间履行职责,很长时间,他只向汪康年提交三篇应景文字:《南学会序》、《俄土战纪序》、《经世文编序》。这当然使汪康年很不高兴,这不是两人之间的矛盾问题,而是《时务报》发行量因为没有了梁启超的文字而急剧下降。汪康年既然得不到梁启超的文章,就迫使他必须寻找替代的人。1898年2月16日,汪康年准备聘请郑孝胥为《时务报》“总主笔”,改梁启超为“正主笔”,并准备对《时务报》栏目进行调整。(《郑孝胥日记》643页)

汪康年的计划是一种不得已,但当他将这些计划函告梁启超、黄遵宪时,却引起了梁启超大怒和彻底翻脸。但此时黄遵宪、梁启超实在顾不上《时务报》的事情了。他在发了一通脾气后,只能接受汪康年的这些方案,《时务报》由先前“同仁刊物”渐渐演变成汪康年私有产业了。梁启超、黄遵宪等虽然心中有气,但时局急剧发展特别是康有为受到朝廷重用介入新政,梁启超也转至北京,奉旨筹办译书局;黄遵宪奉命出使。紧张而愉快的生活多少抚平了他们的不满,他们与汪康年的分歧渐渐成为过去。

不过,新政进展并不顺利。康有为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掌控权利,甚至根本进入不了权力中心,被严重边缘化。于是,康有为在康广仁、梁启超建议下,于1898年7月17日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上了一个折子,建议将《时务报》改为官报局,并建议朝廷委派梁启超主持。

光绪帝看到这个建议后并没有表示意见,而是批给官学大臣孙家鼐处理。7月26日,孙家鼐提交了一份处理意见,不同意调派梁启超,因为梁启超正在筹办译书局;建议调派康有为主持,理由是康有为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工作。孙家鼐顺带对这个机构提出几个原则,一是责成主笔慎加选择,如有颠倒是非、混淆黑白、挟嫌妄议、渎乱宸听者,一经查出,主笔者不得辞其咎;二是既为官报,就不能像民间报纸那样自由议论时政,不准臧否人物;三是经费自筹,政府不得强行要求公费订阅。当然,开办费用,孙家鼐建议可由上海道代为设法,但应由康有为自往筹商。(孙家鼐:《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》)

孙家鼐的处理意见虽然蕴含着许多阴谋,但其通情达理,公事公办,在表面上无可挑剔,于是朝廷当天批准了这个建议,康有为的计划被孙家鼐顺手牵羊予以破坏。

《时务报》的争夺

康有为的建议主要还是来自梁启超的建议,梁启超在没有获得朝廷重用后就想过返回上海继续办报,重新职掌思想界的牛耳,因而想到拿回《时务报》。但怎样才能拿回这份报纸,梁启超想到借助于“公权力”,试图借用朝廷的力量让汪康年屈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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